【资讯】三山人文——理学名臣张伯行与鳌峰书院

　　书院教育历时一千多年，作为研究经史和传播儒学的文化机构，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它肇端于唐，鼎盛于宋元，明初逐渐式微。明正德年间始，再度兴盛，后因一些书院抨击时政，遂遭禁毁。

满清入主中原，把崇儒重道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清世祖亲政后，举行“临雍释奠大典”，要士子“服膺儒家的圣人之道”。顺治九年（1652），诏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顺治十年（1653）颁谕礼部：“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清初，全国各级官学迅速恢复，但朝廷对文人创办书院一事，总是心怀戒惧，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后，稍有改观。

张伯行画像

　　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颁谕旨称：“……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明令各地省会创建书院。鳌峰书院的创建，重要原因还在于康熙帝“想尽快恢复福建文化设施，把福建培植成全国重要的理学基地”，使福建早日恢复“海滨邹鲁”的景象，扩大理学在全国的影响。康熙帝肯定张伯行从事理学研究及书院建设的努力，遂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将其擢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从小学习儒家经典，深受程朱理学熏陶，读书重视践履，能够按照儒家的修身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为官洁己自律，始终坚持“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原则，遂深得民众爱戴，被康熙帝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居官以教化为己任，治民坚持“以养为先，以教为本”“所到地方，立学延师”，平生以“书院为教育人才的第一义”。“先后在河南、山东、福建、江苏修建多所书

院”，为弘扬程朱理学不遗余力。为政之余，认真研读理学著作，且著述不辍，“自著及编纂类作品达百余种”，身后有《正谊堂文集》《困学录集粹》《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近思录集解》《性理正宗》等，堪为清代理学名臣。蔡世远认为，张学“以立志为始，复性为归，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为准的，拳拳然服膺不懈”。

　　史载，张伯行至闽，就亲自考课郡邑诸生，“因闽省共学书院平日所课乃‘制艺’，故欲建一所书院”“意欲萃十郡笃志好学，材良行修的士子，教以有体有用的学问，为国储才”。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十月，他于九仙山鳌峰之北出资购买房屋，并加以修葺，以兴建书院。书院落成后，“旋蒙赐额、赐帑”，闽省官绅纷纷前来祝贺。

　　书院创建伊始，张伯行即“访求闽中士，有行谊、博文好古者令郡县资送，延入学舍”，为学子“讲习居敬穷理之要，明体达用之学”，还“出家所藏书千卷，充初其中”。同时，“聘罗源蔡学博（璧）为多士师”，对书院学生“日给廪饩，岁供衣服”，并资助往来路费，使他们“无耳目纷营之累，而有朋友讲习之乐”。

鳌峰书院

　　为了办好整峰书院，张伯行倾尽全力。在“公余之暇”，直接参与书院教学与管理，“为学者指道统之源流，示人圣之门路”，故“一时有志之士，慕道偕来几数百人”。在进行教学的同时，令人搜访前贤遗著，“订先儒居敬穷理力行之书，刻名臣节义经济之集，凡五十余种”“命分任编辑，亲为校正论定”，命刊刻《正谊堂全书》，以供书院学生学习与研究。

　　在学术上，张伯行以程朱理学为宗，主要以“存养”“静敬”“省察”等道德实践为学生为学工夫，这从他创办书院的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鳌峰书院初创，他为书院立定章程，又拟定“读书日程”，指导学生治学方法，并撷选“先儒设教讲学之条”，其中包括著名的《白鹿洞学规》《丽泽堂学约》等，编为《学规类编》二十七卷，作为书院规约，旨在教人主敬穷理，使诸生力行圣贤之道。他反对科名与空谈，曾在鳌峰书院设立“丽泽堂”，强调：“以圣贤之学为宗，削去世俗浮华之习，尚节行、敦信义，毋习虚诞之文以为干禄。”在为书院制定的《鳌峰书院学规》中，他要求学于此者须“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对书院生员衣装行态、视听言语甚至饮食等，都做出严格且细致的规定，由此可见其用心。

《鳌峰书院课选》

　　他全面严格管理书院，将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从严教育书院生员，希望将鳌峰书院打造成一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示范书院，继而影响当下学风。张伯行等人的努力，对清初书院学风走向道德化起到一定的作用，“雍正时期的省会书院的普遍建立，正是在鳌峰、紫阳等书院成功的范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来源：2020年1月9日《福州晚报》·陈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