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宋代：闽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预言“将来所止之境”乃“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宋儒专言义理，是为宋学。从广义上看，宋学则是赵宋一代学术文化之总称，它涵盖了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等诸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反映在学术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力图在社会改革上体现经世致用之学。历史上宋学思想对闽都文化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正是在宋学价值观的引导下，独具特色的闽都文化在宋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并从地域文化走向了中华主流文化。

鼓山上的摩崖题刻“进无所苟, 退无所愧, 惟义所在”，出自陈襄

一、成为儒学重镇

在宋代，具有鲜明特性的闽都文化首开闽学之先河，承续南传义理之学，社会习儒成风，福州成为儒学闽学学派的重镇。明代著名学者黄仲昭云：“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可以不愧于邹鲁矣。”

闽学萌芽于北宋，至南宋由朱熹集大成，之后在元明清继续兴盛并扩大影响，由地域性上升为全国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福建被誉为“理学之乡”，作为闽学先驱的“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郑穆、陈烈）功不可没。他们是闽都倡导宋学、义理之学的前辈，开启闽中学术界经世致用之新风气。陈襄（1017-1080），北宋理学家、“海滨四先生”之首，福州一代儒士典范，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福州闽侯人，宋枢密院直学士兼侍读、判尚书都省。身为北宋名臣的陈襄，以其实绩为闽中的理学推广做出了不少贡献，堪称闽中地区提倡理学的早期重要代表之一。周希孟（约1013-1054），字公辟，福州闽侯人，宋国子监四门助教。郑穆（1018-1092），字闳中，福州人，历任宋岐王、嘉王侍讲，拜国子祭酒。福州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因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陈烈（1012-1087），字季慈，号存古，称季甫先生，福州长乐人，宋太学博士。清代李清馥所著《闽中理学渊源考》专辟一卷为《海滨先生学派》，对海滨四先生的理学倡道之功做了客观评价：“海滨四先生者，忠文陈公襄、助教周公希孟、祭酒郑公宏中、教授陈公季慈，同时倡学于闽者也，闽自唐欧阳四门开人文之先，海滨四先生继之。先哲尝述宋初安定、祖徕、泰山三先生倡学于周程未起之先，功不可忘。若四先生在闽倡学于杨、罗、李、朱未起之日，功亦岂可没哉？”闽学在福州的发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批以弘扬闽学为己任的福州籍理学家，仅就南宋而言，据《福州府志》记载，有名可考的人物就有陈宋霖、黄榦、刘砥、刘砺、刘玠、林谟、潘炳、陈孔硕等33 人。

陈襄考中进士之前，在家乡福建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讲学，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情，增进了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并且一起身体力行。他们坚持弘扬儒家之道，获得了当地一般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遂共同构成学术团体“闽中四先生”，逐渐声名远播并在学术史上留下深远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以陈襄为主的闽中四先生“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精研五经，明礼重义，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提出了“性”“理”“诚”等概念，对闽学的发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襄著有《古灵集》25 卷等；陈烈著有《孝报经》3 卷等；郑穆，“性醇谨好学，读书至忘栉沐，进退容止必以礼，门人数千”；周希孟，“通《五经》，尤邃于《易》”。海滨四先生坚守儒家孔孟之道并为之讲学不辍，逐渐开启了新的儒学传统。蔡襄任福州太守时，专门聘请他们执经讲学，课徒授业。据载，陈襄弟子达1000 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700 多人，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百人。南宋年间，福州百姓在乌石山上建造专祠奉祀“海滨四先生”。

西河公园张伯玉塑像

宋代福州成为文化精英荟萃之地，大批儒学名人云集闽都，所以儒学最为发达。会聚福州的知名文人学士有李纲、张元幹、朱熹、陆游等。李纲（1083-1140）， 字伯纪， 号梁溪先生， 常州无锡人，祖籍福建邵武。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李纲善诗文，写有不少爱国篇章。亦能词，其咏史之作，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沉雄劲健。著有《梁溪先生文集》《靖康传信录》《梁溪词》。张元幹（1091-116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晚年自称芦川老隐。芦川永福（今福建永泰嵩口镇月洲村）人。历任太学上舍生、陈留县丞。张元幹与张孝祥一起号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朱熹（1130-1200），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著名诗人。创作的诗歌今存9000 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等。

福州宋代历任知州中，多有文化名儒和一代文豪，如张伯玉、蔡襄、赵汝愚、辛弃疾、曾巩、黄裳等，他们主政福州任上，对闽都浓郁的习儒文化氛围的形成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张伯玉(1003-1068)，字公达，建安( 今福建省建瓯市) 人。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以后又登书判拔萃科。伯玉兴学育才，做出很大成绩。治平二年(1065)，伯玉移知福州，即令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数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伯玉植榕声名盛极一时，所以福州别名榕城。伯玉多学而博识，文章为曾巩叹服。他嗜酒善诗，有“张百杯”“张百篇”之号。官终检校司封郎中。著有《蓬莱诗》2 卷，已佚。至今在福州西门外的西河公园还立有张伯玉的塑像。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天圣八年（1030），蔡襄登进士第，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为官正直，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在福州时，去民间蛊害；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而《荔枝谱》则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其诗文清妙，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传世。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南宋名臣、学者，南宋宗室。宋孝宗崩逝后，赵汝愚策划实施“绍熙内禅”，奉嘉王赵扩（宋宁宗）即位。以功升任右相，与留正同心辅政。赵汝愚学务实用，常以司马光、范仲淹等自许。著有《忠定集》15 卷等。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黄裳（1044-1130），字晟仲，人称演山先生，福建南平人士。元丰五年（1082）考取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北宋词人文学家, 著有《演山先生文集》《演山词》等。

二、文化教育繁荣

宋代，闽都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办学、讲学空前兴盛，官学普遍设立，书院大量涌现，学塾、家塾、义学、书社、乡学广布各地。福州城出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况。

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前后三次倡导兴办州学、县学，因此官学遍于郡县。南宋时期，随着西外、南外宗正司移驻福州、泉州，两地皆设宗学，以教育赵宋宗室子弟。南宋时，福建1 府、5 州、2 军、58 县全面建学，许多州县学还附设小学。福州地区州县之学尤为兴盛，位列八闽之首，成为“儒学最盛之地”。福州共计办州县学14 所，治城内集州学及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学于一城，规模庞大，养士最多。此外，宋代福建各地家塾、义斋、乡学、书社等各种私立学校遍及各地。据《淳熙三山志》记载，福州“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北宋崇宁年间，福州州学生员达到1200 多人。南宋理学家朱熹对福州学堂盛赞有加：“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

南宋时期，地方办学以书院为主，且民办的居多。宋代福州新建和修复了27 所书院，其中12 所创办人不详，其余15 所有6 所是官员修建的，6 所是理学家修建的，3 所是民间修建的。

书院是儒者共同研究学问与授受儒学的场所，宋代福州书院比唐、五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与“闽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书院创建者或讲学者多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故而宋代福州书院也就成为理学思想传播的重地。如创建拙斋书院的林之奇，字少颖，侯官人。曾从名儒“大东莱”吕本中学习，后吕本中之侄孙“小东莱”吕祖谦入闽，师从林之奇，就在拙斋书院从学。据《宋元学案• 紫微学案》记载，当时林之奇门下弟子达数百人。而创建栗山草堂的林宪卿，创建龙峰书院的刘砥、刘砺兄弟，创建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的黄榦，创建鳌峰精舍的潘炳、杨复、陈宓，创建龙门精舍的林学蒙，均为朱熹的高徒。即使创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几所书院，也与闽学有密切关系。如螺峰书院，据载，“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而魁龙书院则与朱熹在古田的弟子林择、林扩之兄弟有关，朱熹曾在此讲学。创建于北宋的福清龙江学院，到南宋也相继有莆田林光朝和福清王苹、林亦之、陈藻等名儒先后在此讲学。在南宋，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闽学学者中，黄榦可谓是佼佼者。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是朱熹的高徒和女婿，从学朱熹前后达26 年之久，是朱子门人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清人蒋垣说：“朱门受业最多、最知名者黄榦……而黄榦门人最多。”黄榦在福州、汉阳、建阳等地创建的书院有6 所，并先后在10 所书院、6 所官办儒学授课，仅在福州，他就创建了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并在栗山草堂、鳌峰精舍、闽县县学，以及于山、乌山等地的民居、寺庙讲过学。黄榦的弟子，仅福州及邻府邑的就有200 多人。黄榦在福州书院的教学实践，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教学内容涉及《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以及朱熹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黄榦除了将朱熹考亭书院成功的教学经验，如崇祀学派先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知行结合等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外，还着重强调学者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

朱熹在福州的讲学和办学活动, 对福州书院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朱熹十次来榕讲学，曾在福州的三山书院、濂江书院和竹林书院等书院讲过学。据《榕城考古略》等地方文献记载，朱熹于“避伪学禁”期间，到福州亲自创办或协助创办了福州紫阳讲堂、福州竹林书院、福州贤场书院、福州高峰书院、福州濂江书院、亭江龙津书院、长乐龙峰书院、罗源文公书院、闽县吟翠书院、连江丹阳书院、闽清梅溪书院等。福州紫阳讲堂在今晋安区王庄街道的紫阳村大桥自然村。朱熹曾称“紫阳先生”，为纪念朱熹在该地办学，称该地为“紫阳”。紫阳村里现在保留一座古建筑，称“讲堂胜境”，地名“讲堂前”。濂江书院创建于宋朝年间，迄今已历经千年岁月。书院坐落于福州林浦古村内，这是福州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朱熹讲学的古书院。南宋年间，朱熹侨寓建阳，云游福建各地，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其间，朱熹及其弟子曾来濂江书院讲学，他对这里的学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题词“文明气象”赞扬这里的师生。朱子的品德思想为书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濂江书院因此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以林浦林氏一家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最为出名。

整个宋代，福建产生了5900 多名进士，约为宋代进士总数的1/60，其中有多人考中状元。南宋时，人们将“福建出秀才”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作为八闽首府的福州科名非常兴盛，仅仅是在两宋时期就走出了文武状元共21位，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淳熙八年（1181）的202 年间，以科目进者共计1339 人，从建中靖国（1101）到淳熙九年（1182），在这82 年里就有1037 人，居全省之冠，成为我国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之一。

紫阳社区“讲堂胜境”

福州在宋代曾出现“三科三状元”“六子科甲”“五子登科”“一榜三鼎甲”等科举奇迹。南宋乾道二年(1166) 至八年(1172)，福州府所辖永福县( 现为永泰县) 七年三科三状元；据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载，南宋乾道年间，永福县令曾赋诗云：“翀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家山亦状哉! 相去未逾二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在唐朝举子赴京会试时皆须投状，因此称居首者为状头，元即一，故有状元之称。按照颁榜公布的惯例，该榜名均以本科状元的姓名命名，这就是“三科三状元”，他们分别是：乾道二年(1166)丙戌科萧国梁榜，乾道五年(1169) 己丑科郑侨榜，乾道八年(1172) 壬辰科黄定榜。这是以七年中连中“一县三状元”而创造出全国唯一的进士文化纪录。

“六子科甲”：福州螺洲陈承裘有七子，除第五子夭折外，剩下六个皆登科第，其中三个举人、三个进士，长子陈宝琛为清末重臣，13 岁中秀才，18 岁中举人，21 岁成进士。

“五子登科”：宋皇祐五年（1053）福州永泰人张肩孟登进士后，其五子相继登科，五子同朝，俱为显宦，清正廉洁，时有“丹桂五枝芳”之语，流传至今。

“ 一榜三鼎甲”：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福州府侯官郑自诚高中状元，福清林德兴荣登榜眼、侯官黄桂再获探花，一榜三鼎甲，全属福州人。

宋代福州兴盛的科举文化留下了不少有关状元的地名和掌故。

五一中路“状元境”。北宋时，福州第一位状元许将（1037-1111）曾在现福州市水部街道的地方居住。因许将文武双全，廉洁奉公，深受宋神宗和宋哲宗的器重，曾担任明州通判、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等职，后人为了纪念许将，将他居住之地命名为“状元境”。

于山“状元峰”。于山护国禅院后的状元峰， 相传因宋代陈诚之在此读书， 绍兴年间（1131-1162）考中状元而得名。上有宋淳化元年(990) 吕文仲的题名石刻。明代学者杨应韶在此题刻“状元峰”三字。旧时峰顶有状元亭，久已废圮，今为瞭望台。

晋安新店“状元岭”登山古道。福州有四条省际古道，分别是福温、福瓯、福莆、福延。福温古道为福州经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至温州的大道，是古代福州学子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状元岭古道是福温古道的遗存，起于新店的象峰村，止于宦溪镇，全长3.6 公里，是宋嘉祐三年（1058）怀安知县樊纪募资牵头，由人工在峻岭间开凿而成。民谣有“北岭石阶三千三，阿爹挑担忙下山；出门月色照山路，回家日头早落山”，极言其行路之难。

此外，永泰樟城镇建有“三元祠”。宋乾道(1165-1173) 间，永泰县的萧国梁、郑侨、黄定3位学人，连续三科考中状元，轰动一时，于是后人建了一座三元祠以为纪念。连江透堡镇岭兜村还有个“状元井”。宋淳熙元年(1174)，该村郑鉴进太学，获两优释褐状元，后建“状元井”纪念。

宋代的闽都文化极大地传承了宋学思想，开闽学之先河，呈现鼎盛之势，从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的地域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闽都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