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闽都风土 | 老建筑中的福州模样

　　历史上赞誉福州的诗文很多，最有名的应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道山亭记》。这篇文章在介绍了福州的山川形势之后，赞美了福州的建筑：

　　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

　　最精彩的则是在道山亭中俯瞰整个福州城：

　　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

　　以上文字点出了福州古城最卓越的意境：中国古人相信东海有三山，福州城正好有“三山”之谓，所以整个福州就像东海三山出现在闽都大地上。

清末福州城鸟瞰 图片来源：《福州旧影》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张福州老照片，站在道山（乌山）上看清代福州城全景，是福州最完美的时刻。身为一个学建筑的福州人，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充满幸福之感。今天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有很多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的城镇就是这样，整个城市都是由古建筑组成的。在清末，福州也曾如此美丽。

　　乌塔、白塔所在的乌山、于山，像这座城市的“双阙”。雄壮的南城门，具有紫禁城午门的形制。照片下部是由千家万户的风火山墙形成的像海浪一样的轮廓线。

　　福州民居的山墙别具一格。北京四合院的硬山顶是“人”字坡，有时候做成卷棚顶，有一点点曲线；徽州民居的马头墙是直线型的；福州独具特色的“几”字形或者马鞍形山墙（又叫“观音兜”），像波涛一样，烘托着“海上三山”，这是福州最美的意境。莫宗江先生（梁思成的得意弟子）考察福州时曾想过，为什么福州城的山墙有那么多美丽的曲线？走进福州古城里的人家，那些匾额、对联的书法都特别精彩——他于是突发奇想，会不会是书法的美感给了福州匠人造房的灵感？福建古厝中常见所谓“燕尾脊”，隶书里不也有“蚕头燕尾”一说吗？

　　福州城这种完美的景象，留下的不少老照片可见证，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文化史迹》里收录了很多。他们也拍了一张鸟瞰照片，是从乌塔拍的，能完整地看到文庙、白塔，彼时白塔脚下已经有了一些近代的西洋式建筑，但体量不大，城里绝大部分还是福州传统建筑，古城的整体美还在。

从乌塔俯瞰福州城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史迹》

屏山镇海楼旧影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史迹》

　　利用自然山体作为城市的门阙，这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较早可以追溯到秦代规划咸阳城，“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东晋建康则以牛首山为天然双阙；唐乾陵、明十三陵，都以自然的山体为双阙。福州不单是“山中有城，城中有山”，两座山（乌山、于山）上还各建一塔，作为城市门阙的意象，非常壮观，人工和自然完美交融。

　　福州城的第三座山——屏山上，过去建有镇海楼。明代的镇海楼又叫“样楼”，是所有城门的榜样，相当于标准化设计中的样板。它前面还有七星井（亦称七星缸），呈北斗七星的形状，加上位居城市的正北方，强化了城市的方位（即古人所谓“辨方正位”），文化内涵非常深厚。

清末《福建省会城市全图》 图片来源：《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

　　这张难得的《福建省会城市全图》中，把城墙、重要的城门、街道、标志性建筑群都表现出来，也可以从中看到福州经典的城市设计格局——“三山两塔一条街”，中轴线上是主要的南大街。城市的中心是鼓楼，基本位于南北中轴线中点的位置，鼓楼之后分布着主要的衙署区。全城最规整的街坊便是今天有幸保留下来的三坊七巷。

清末《福建省会城市全图》局部：三坊七巷

图片来源：《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

　　“三坊七巷”这个古老的名称正好把中国城市由唐至宋，从“里坊制”到“街巷制”的过渡，保留在它的名称和形制中了——唐长安时，每个居住区都是坊墙环绕，到宋代《清明上河图》里，汴梁已经是开放式的街巷了。三坊七巷是开放式的街巷，但还保留了“坊”的名称，正好是古代福州从唐代“罗城”到五代“夹城”，再到宋代“外城”变迁过程的产物。

　　清康熙《福州城图》是在更大范围表现福州山水形胜的作品，今天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福州城之大观，尽在此图。图中的福州城背靠群山，能看到南城门的壮丽景象，有重檐歇山顶的城楼，两侧有单檐歇山顶的双阙，配上护城河，很像故宫午门加筒子河的景象，而且它背后还有两山和双塔做陪衬。从南门出来穿过茶亭、中亭，一路到万寿桥、江南桥，然后到仓山。和城内山水城市的意象相比，台江、仓山更富有江城景致。大桥周围桅杆林立，还有一艘挂着荷兰国旗的商船，整幅图表现了清康熙时期全福州的壮美气象。

清康熙《福州城图》局部：万寿桥及江滨景致  黄忠杰提供

　　福州古城内部的中轴线长约3公里，城外到江边又是3公里，跨江大概1公里。明北京城的中轴线长7.8公里，福州城内城外加起来也接近7公里，是非常宏大的设计手笔，更难得的是古城和周围的山川融为一体。

　　古时候秦皇、汉武虽然“求仙”失败，但给中国建筑、园林留下了“东海三山”这个文化遗产，古代皇家园林特别喜欢在浩瀚的水面上筑三个岛来仿“东海三山”。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圆明园四十景图》，其中的“蓬岛瑶台”表现的就是圆明园福海中“一池三山”的意象。与此类似，颐和园昆明湖中也有南湖岛、治镜阁、藻鉴堂等三岛。当然，尺度最宏伟、意境最卓绝的当数福州的“三山”——皇家园林中的三岛再高大，又哪里比得上真实的山呢？

　　古代福州精心安排的城市布局，古建筑优美的曲线轮廓，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点点丧失——我们永远地失去了福州城的整体美，只能通过上面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影像来怀想。

　　福州华林寺大殿是南方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按木构建筑年代排名也能进前十。南方木头很难保存，居然留下一座不折不扣的五代建筑，实在难得。

华林寺大殿

　　华林寺大殿很可能是全国尺度最大的三开间建筑，现场看非常震撼，它的明间面阔达到6.5米，唐代的佛光寺东大殿是七开间建筑，明间面阔只有5米。此外它的斗栱非常高大，达到两三米高，斗栱用材之大甚至略大于佛光寺东大殿，可谓是中国古建筑的“斗栱之王”。梁思成用来描写佛光寺大殿的“斗栱雄大，广檐翼出”，用来形容华林寺大殿也完全适用。

　　大殿的斗栱保留了一些很古老的或者地方性的做法，下昂有着非常优美的曲线。转角的位置，三个方向（正面、侧面和45度角）的斗栱汇集在一起，像一个大型飞行器，让整个木结构建筑的翼角飞起来，非常壮观。柱子也保留了古法，中间粗两头略细，有点像梭形，称为“梭柱”。

　　建筑内部更加高敞，完全不设吊顶，《营造法式》里称作“彻上明造”，像一张X光片一样，所有木构件一目了然。梁架有非常优美的云形驼峰，用来把木构件垫托起来。这些古老的做法，让我们联想起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日本奈良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相当于初唐时期的建筑，比中国现存最早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还要老一些。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的梭柱、云形斗栱等细节，和华林寺遥相呼应。

　　我们可以看到，华林寺大殿创下了很多纪录，并且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非常耐人寻味。

　　华林寺大殿还有着颇为丰富的学术研究历史。

　　在20世纪50年代被重新发现之后，时任福建省文管会文物组组长的林钊写了《福州华林寺大雄宝殿调查简报》一文。特别重要的一次调查是1980年，莫宗江先生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带着自己的两个学生王贵祥和钟晓青，对华林寺做了详细测绘，他们两位的研究生论文都是关于华林寺大殿的。后来，傅熹年先生也围绕华林寺和日本古建筑的关联写了一篇经典论文。1986年至1989年，中国文物研究所做了测绘和落架大修。2007年，清华大学刘畅老师带队用现代技术进行了补充测绘。

　　最早发现的华林寺大殿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迥然不同，外围有后世加的一圈副阶，是一座七开间重檐歇山顶建筑，具有浓郁的福建地方特色。殿内还有佛坛，有一大组佛教造像，佛、弟子、金刚、护法、观音、罗汉、诸天等，如果那些塑像还在的话，所产生的宗教感染力以及建筑艺术感染力，会比今天强得多。

　　了解斗栱和木构架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华林寺大殿的历史地位。

　　研究中国木结构建筑，很重要的一本原始文献是北宋的《营造法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材”。“大木作制度”这一章开宗明义道：“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是宋代木结构建筑标准化设计的模数。

　　中国建筑往往不单独出现，而是形成群体、院落，有大殿、配殿、回廊等，这就要用到“材等”——《营造法式》把“材”分成八个等级，即“材有八等”，最大的等级用来造宫殿的正殿，小一点的造配殿，最小的等级造亭榭或者大殿里的藻井。把《营造法式》的八等材一字排开，很像一组编钟，1（do）2（re）3（mi）4（fa）5（so）6（la）7（xi）ｉ（do）都出来了，而且一等材的尺度正好是八等材的两倍，就像低音1（do）的弦长（或者律管长）是高音ｉ（do）的两倍，让中国古建筑真正成为“凝固的音乐”。这就是《营造法式》里所蕴含的中国古建筑的奥秘。

　　斗栱正是《营造法式》“以材为祖”原则的直接体现，于是就成为研究木结构建筑重要的钥匙。梁思成因为破译了《营造法式》“以材为祖”的基本原理，使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林徽因甚至指出这种带斗栱的木构架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梁思成进一步研究指出，斗栱与立柱高度的比例，可以方便地用于古建筑断代：斗栱所占比例越大，建筑越古老，反之则越晚近。唐代斗栱可以达到立柱高度的一半，北宋则大约占1/3，明清则逐渐降为1/5甚至更少。

　　华林寺大殿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其斗栱超过柱高的一半。在发现华林寺大殿以前，佛光寺东大殿一直是斗栱用材最大的实例，“单材”高度约30厘米，“足材”高度约44厘米；华林寺大殿1986年测绘的数据是：“单材”高31.5厘米，“足材”高45.5厘米——无论“单材”还是“足材”都略大于佛光寺东大殿。

　　一座三开间殿宇的斗栱做到这么大，引起了很多猜测。莫宗江先生当年认为，它有可能是用过去闽王宫殿的旧料来造的大殿，至少是用皇家宫殿的备料来盖的，才能让材等高到这种程度。

　　同时，华林寺大殿体现出非常美妙的建筑比例。

　　林徽因在《清式营造则例》的“绪论”里谈论中国古建筑的美，曾经说道：至于论建筑上的美，浅而易见的，当然是其轮廓、色彩、材质等，但美的大部分精神所在，却蕴于其权衡中；长与短之比，平面上各大小部分之分配，立体上各体积各部分之轻重均等，所谓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当时林徽因是从直觉上谈美的比例，而在莫宗江的学生王贵祥对华林寺大殿的研究中，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数学。

　　王贵祥的重要发现是，华林寺大殿的两个次间都是正方形，中央的明间是个根号2矩形，即明间的宽度等于次间（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正方形的对角线等于边长的根号2倍。此外大殿的剖面上也有一组根号2比例。王贵祥在华林寺大殿立面和剖面上找到很多方圆之间的比例，这是数学的思维。

　　这对我本人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过去七八年，我都在做一件事情——寻找中国古代建筑的比例。最后发表了459个实例，从大规模的都城到各种类型的建筑群、单体建筑，再到建筑的局部，发现这400多个案例里都贯穿着一套基于方圆作图的比例。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其实有明确的证据，比如说《周髀算经》和《营造法式》，都载有“圆方图”和“方圆图”。

　　这说明古代匠人不是蒙着盖房子的，而是有着周密的规划设计。中国匠人基于规矩方圆之道，运用这些比例去进行营造活动，比如汉长安城、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北京紫禁城，在上下五千年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建筑当中一以贯之，其实是贯穿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追求天人和谐的文化理念。西方有所谓的“黄金分割比”，我们这套经典比例该叫什么呢？后来我的好朋友王军灵感勃发，他说该叫“天地之和比”——因为我们追求天地和谐。

　　有趣的是，王贵祥还找到了华林寺大殿在北方的“孪生兄弟”——平遥镇国寺大殿，比华林寺大殿早一年，一座北方的五代建筑。它们俩太像了：三开间，单檐歇山顶，斗栱七铺作，等等。虽然华林寺大殿比镇国寺大殿要大很多，实际尺寸每一项都大，可一换算成比例，它俩几乎是相似形。这两座大殿距离多远啊，两帮匠人居然盖了两栋大小不同、但各方面比例都极其相似的房子。中国匠师是如何实现这方面交流的，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再看华林寺大殿与日本古建筑的关系。

　　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很早就谈到福建古建筑和日本古建筑的联系。日本著名的奈良东大寺南大门，代表了东大寺在日本镰仓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国南宋）重建时候的重要风格。由于东大寺有座闻名遐迩的大佛殿，所以日本学者给这种风格起名叫“大佛样”。以傅熹年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曾经论证“大佛样”其实源自福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大佛样”其实是“福建样”。此类建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直接从柱子里伸出来一大堆栱，《营造法式》里叫丁头栱，日本叫插栱。所不同者，日本大佛样建筑的插栱之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斗，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工匠自己加进去的创造。在华林寺大殿也能看到从柱子里直接伸出来的丁头栱。

平遥镇国寺大殿（963） 刘江岭/摄

　　傅熹年先生的《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文中找到福建的宋代建筑与日本“大佛样”的很多相似点，比如斗栱里面“皿斗”的细节，包括昂嘴的曲线、梁的造型、蜀柱的造型等。

　　这个课题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一派中国学者认为日本镰仓“大佛样”受到浙江宁波一派匠师的影响，也有日本学者试图彻底否定中国学者的看法，认为“大佛样”是日本匠师自己发明的。但至少在以傅熹年先生为代表的这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当中，可以看到福州华林寺大殿除了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中日古建筑交流的历史也起到关键作用。